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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第三个案例是于某虐待案。我们知道，虐待犯罪属于家庭成员之间的犯罪，因此法律规定对虐待犯罪案件一般情况下“告诉的才处理”，属于自诉案件。但检察机关对这个案件提起了公诉而且建议法院对于某判处了禁止令。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案例在这方面的指导性意义。

第四，当事人在2015年牛市期间卖出涉案股票，其获利是证券市场整体上涨和监管机构不及时立案导致的，与本案内幕信息没有因果关系，不应将卖出股票的实际所得认定为内幕交易的违法所得。针对上述意见，经复核，我会决定不予采纳，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关于分红的内幕信息形成时间，首先，我会认定的是中文传媒证券法律部提出“每10股转增10股”方案之时，而当事人强调的是最终调整为“每10股派现2元、转增8股”方案之时。“每10股转增10股”方案的提出，表明中文传媒已实质性地启动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且意味着分红事宜具备很大的实现可能性，认定该方案提出之时为内幕信息形成时间并无不当。其次，根据中文传媒内部分工和吴某的职务，吴某是该内幕信息所涉事项的筹划、动议人员。而根据其在接受我会调查时的陈述，其于2014年1月上旬提出了“每10股转增10股”的高送转方案。吴某的陈述与其他在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而其在时隔五年后在听证环节称原接受调查时记忆模糊且情绪紧张导致陈述不实、现在的回忆更客观，该解释不足以采信。最后，申辩所提吴某在2014年1月上旬尚不具备提出10转10高送转方案的前提和基础、不可能在2014年1月份当面征求董事意见等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

上述因素使得目前A股市场的资金结构和资金偏好较过往呈现天壤之别，这也是为何近两年A股整体指数未大幅下滑，而增长潜力和业务规模均相对较小的上市公司，市值却已然崩盘的深层次原因。被归于问号类公司是王磊们的不幸。但平心而论，王磊们是值得敬佩的一个群体：他们是心怀“实业报国”理想的一代优秀企业家──上市的财富并没有让他们穷奢极欲，他们中的大多数生活几乎没有改变，唯一的改变是理想愈加蓬勃飞扬。于是股价暴涨之时，他们不是选择变现财富从此逍遥余生，而是希望趁势更大更强，于是各种杠杆融资，钱一到手就升级设备、扩张产能、拓展渠道，或者投到其他实业。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此起彼伏的人才争夺战，显示了我国已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面对愈演愈烈的人才争夺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对记者分析称：“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从高速增长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的核心，以前是资本，现在正转变为人才。当前，人才或者说人力资本是第一要素，也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是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因素。所以，最近一两年各地都掀起了人才争夺战。”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军称，近半年来美元走强，再叠加特朗普的减税等措施吸引资金回流，对澳元产生的压力可想而知。而且澳大利亚作为一个资源出口型国家，它的经济发展与中国的需求有很大关系，为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基建等行业的兴起提供了重要驱动力。而今中国崛起，对进口能源的需求也随之降低，对澳元来说又是一种打击。

“招商银行是股份制银行中比较愿意托管此类产品的银行。”有业内人士介绍。但同时他也表示，招商银行对于托管产品的要求很高，合作仅限于少数基金。“招商银行一般只选择他们认可的基金合作，他们对基金历史业绩等各方面的要求很高。”因此，对于不少新基金公司而言，寻求与招商银行的合作依然较难。